Old money？Or new money？在美国，这种问话指向你究竟是出身老大世家还是暴发新贵。如果说，美国立国之初的东部13州是当仁不让的“老钱圈”，那么经西进运动不断拓展出的新州，自然属于“新钱圈”。
美国按经济总量排位的十大都市圈中，六个出自东部，四个出自西部，但东部六家除了亚特兰大大都市圈出自佐治亚一州，其余均跨州。而西部四家，却是一州双圈——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圈出自加利福尼亚，达拉斯和休斯敦两圈则出自德克萨斯。“新钱圈”双璧之誉，加州与德州当之无愧！
论资历，加、德二州在美国50州中不老不新，位居中流，都于1840年代因美墨战争的缘故，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成员。然而放眼今世，这两州早已是美国经济举足轻重的部分。
加州GDP占全国15%以上，在农业、制造业等商品领域，以及贸易、运输、信息服务、房地产、商业服务、健康、文化娱乐等领域的产业规模，均居50州之首。德州GDP占比超过8%，屈居第二，但也超过加拿大一国的经济总量。
而在政治领域，加州4012万和德州2830万的人口，在美国3.3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居第一和第二，总统大选的选举人票各自分配得55票和38票，紧随其后的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均为29票。
一山不容二虎，除非决出雌雄。关于加州与德州谁更具发展前景的讨论，不独在美国国内，在外国留学生当中也到处可闻，只是身份不同，心态、角度也不一。
优劣高下，可谓一言难尽，还得从二州立州的草创期说起。
01
相差半个世纪的起跑线
1848年的美国大西部，除了以芝加哥为枢纽的环五大湖区初具工业规模效应外，大部分州份的经济形态基本停留在农业拓垦的层面。
单纯以一个农业国的视角和思路看，大致同期夺自墨西哥之手的三个西陲新州，发展前景的排名应该依次为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此时尚未分离出亚利桑那）。原因如下：
德克萨斯尽占墨西哥湾滨海平原之利，耕地面积大，发展农业的条件极其优越；加利福尼亚的地中海型气候，略逊于德克萨斯的温带气候，而被海岸山岭以及内华达、斯卡特两山脉挤压出的狭长平原，更是远不如大块成片的滨海平原；至于地处落基山脉核心地带的新墨西哥，完全就是上帝的弃儿。
上帝首先向加利福尼亚微笑了——此处有黄金！
早在16世纪，西班牙人就坚信美洲是遍地黄金的印度，而从中南美洲阿兹特克、印加等原住民王国掠夺到的海量财富，坚定了这一想法。
1540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境内发现银矿，更深信在落基山脉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黄金之城”。300年的漫长时光足以令殖民者忘却迷信，但始终湮没不了加利福尼亚出产黄金的传说。
1848年元月，一个名叫詹姆斯·马歇尔的木匠在对锯木厂的水道进行巡检时，意外在河床发现了沙金。消息一经传播，来自各地的淘金者睁着血红的眼睛蜂拥而至。当年，有6000名淘金者定居加州，而此前加州全州不过1.4万居民。
加州金矿的发现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淘金者
1849年，冒险者一下增至9万。这阵淘金热的白热期不过数年，但对于加利福尼亚却是遗泽绵延。对黄金的狂热盖过了气候的燥热，地广人稀的加州短期内就成为人口大州，足以傲视整个西部，更赚了个“金州”的花名。
淘金热虽然推高了物价，但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产业链条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多样化不断丰富完善。加州的气候、地理条件农牧林渔皆宜，太平洋门户打开后又是外贸商机无限，这些都足以奠定加州繁盛的基础。
同期的德克萨斯就相形见绌多矣。尽管西班牙殖民探险队也在德州转悠了一圈，但地质学学说普遍认为，平原区产金属矿的可能性极小。
由此，德克萨斯只能因地制宜，致力于农牧业，安静地做个农业州——德州的畜牧业冠绝美国，跨马持枪的牛仔是德州最具代表性的象征。而整个19世纪，德州对美国最大的贡献是餐桌上的牛排。
跨马持枪的牛仔是德州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转机出在20世纪。德州总算搭上了二次工业革命的快车。这一回，它终于发现矿了——是石油矿。1901年1月，勘探者在港城博蒙特的纺锤顶高地，钻出了“卢卡斯井喷”，发现了优质大油田。
一次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和固态煤炭燃料推动，二次工业革命是由内燃机和液态石油燃料提供动力。尽管美国第一次机械化石油开采发生在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但真正开创美国石油工业的却是坐拥海量优质石油资源的德克萨斯。
从此，当年加州淘金潮的热情转移了战场，转入了石油大开发狂潮。
02
驱动美国前行的双轮
尽管起跑线相隔了半个世纪的维度，但当历史行进至20世纪初叶，两个荒凉僻远的西部牛仔州，先后跨入了工业化的摩登时代。
加利福尼亚因为地濒太平洋占尽地利，大力发展跨洋贸易。以德州为核心的石油大开发所引起的燃料革命，则催生了高速跨地域的空运方式。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的强烈刺激，给加、德二州带来了新一轮战略机遇期。
二战后，许多拥有庞大人口的亚洲国家独立，加州作为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一线平台的地位持续巩固。其硬实力和软性影响力兼备，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大都市圈，以及圈内的硅谷和好莱坞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旧金山是美国海军重镇，为第三舰队驻地和西部研发基地。二战结束后，乘经济军转民之春风，依托斯坦福大学等技术力量，一批半导体电子产业的创始企业，在旧金山湾以南的圣塔克拉拉谷，逐渐形成了产业聚落，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硅谷”。
这一产业集群产生溢出效应，甚至惠及了北面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和华盛顿州西雅图。而在洛杉矶，除了农牧和淘金潮带来的传统制造业，自20世纪10年代兴起的好莱坞经多年积淀，成为全球娱乐工业帝国中心，同时也是整个美国价值观的重要输出平台，可谓抢尽风头。
相比加利福尼亚的多姿多彩，德克萨斯可算得上闷声发大财：能源+交通运输的产业组合虽嫌单一，但坚如磐石稳赚不赔。德克萨斯的能源工业，甚至强大到拥有与联邦电网不相干的独立电力网络。
但这种典型的资源依赖性经济，显然隐患重重：一是污染环境，生态成本高；二是能源产业一枝独秀，易妨碍第三产业壮大，影响就业；最深为可忧的是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丧失创新能力。
有虑于此，德州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启了产业多元化战略，抓住了联邦政府发展航天工业、将NASA中心落户休斯敦（德州籍总统林登·约翰逊力推）的契机，在科技树上点开了航天工业以及相关附属产业；而1980年代共和党执掌州政后，更是主动加速了这一进程，奠定了德州此后的产业格局。
休斯敦林登·约翰逊太空中心
如今的德州，能源、石化、农业、电子、航天、生物医药等产业均较发达；休斯敦、圣安东尼奥、达拉斯三角区被誉为第二个“硅谷”；《财富》500强企业中有57家在德州落户。
加州、德州的发家史，堪称整个美国产业进程的缩影，其产业格局多有重叠之处，这种共性正与二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步伐合拍。二州就像两个轮子，同时承载驱动美国经济前行的重任。如果说之前各有千秋互不倾轧，那么随着产业同质化的加剧，二州已然陷入一场愈演愈烈的瑜亮之争。
03
经济路线决定未来？
近年来，围绕着加州模式和德州模式优劣性的争论在美国甚嚣尘上，政界对此慎重，但从学界到商界，议论甚欢，且角度自由，尺度不小，甚至拔高到二选一则攸关国运兴衰的高度。
通常认为，加州模式是典型的“大政府”模式，即政府深度干预经济运行，管理多实行“高税负、强财政、大支出”；德州模式则是典型的“小政府”模式，即政府仅维持经济社会基本秩序运转，发挥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
事实上，这种模式之争背后的路线之争，自凯恩斯主义在罗斯福任内首次付诸实施以来就一直没有止歇过。而近些年，加州、德州的州一级政府分别由两大党长期把持，加剧了这种路线之争。
就在今年5月，特斯拉汽车CEO马斯克因复工受阻一事，多次指责工厂所在地加州阿拉米达县卫生部门，并威胁将工厂总部搬去德克萨斯或内华达。
5月10日，特斯拉CEO马斯克在推特上因复工受阻对政府表示不满和愤怒，准备对其工厂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提起诉讼，并将把公司总部及未来业务都搬出加州，图为马斯克推特内容
这一表态迅速被拿来作为加、德模式之争的论据，为德州模式叫好。然而，换位思考，加州作为美国新冠疫情第二严重的州，有此反应实属正常。
加州模式也好，德州模式也罢，并非天生形成，也不是一成不变。当两州还都是地广人稀的大农村时，采取的也都是“小政府”模式，为何时过境迁，却是各表一枝？答案恐怕还得从历史中去找。
04
西部世界的南北之别
如果给加、德二州做个拟人化的素描速绘，两者的形象很可能是：加州是个阳光现代的metroer（都市客），德州是个粗豪彪悍的redneck（红脖子）。如果将时光回拨100余年，这不就像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形象对比吗？
以新英格兰区为核心的北方和以弗吉尼亚、佐治亚为代表的南方，组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雏形，从移民来源、经济形态、宗教信仰和精神气质上，构成了美国的一体两面。这种二元对立统一局面，在西进运动中得到延伸，在内战时达到顶峰。
北方阵营在五大湖区复制了工业文明的繁荣，而南方将种植园经济的封闭性和信仰的保守性全盘移植到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等南方州，形成了所谓的Bible Belt（圣经地带）。加利福尼亚与德克萨斯，是北方和南方各自向西部扩张的终结点。
加州从工业化到城市化都领先于德州，其产业结构的先进性使得加州已经位于美国州域竞争的尖端；德州工业化程度虽深，但城市化进程远不及加州。
过去美国北方多城市而南方多市镇的特点，同样存在于西部。以加、德二州为例，加州面积约为德州的2/3，下辖58个县，而德州旗下县份多达254个！
城市化程度深浅不一，带来的是两个州精神风貌的迥异。总体而言，加州集中体现了工业社会“聚众”的一面，是一个突出规则的陌生人社会，极富现代性；德州则保留了原南方乡绅社会的精华，乡土气重，极富传统性。
在经济思维上，两州也各自承袭了北方工商主义和南方农本主义。前者可一路追溯到立国之初主张“国权大过州权，建立大政府、强财政”的联邦党人，后者则沿袭了民主共和党“州权优于国权，小政府治理”的政纲。这正与加、德二州现实中的种种相互印证。
当然，经百余年演进后，两党的经济主张调了个个。联邦党一脉的共和党变成了保守主义拥趸，而原民主共和党主流的民主党，通过平权运动洗刷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原罪，成为了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的信徒。当年德州选择共和党主政，也正是因为不满民主党政府对黑人的宽容。
不同的理念带来不同的行为。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死忠于共和党的德州，通过友好的商业环境和宽松的移民政策来吸引投资和劳动力，并卓有成效。
许多加州企业被德州的种种优惠吸引而搬迁。搬迁的不仅是企业。加州发展程度更高，生活成本也高，当高到一定阈值无法承受，民众也就心灰意冷，选择到物美价廉的德州发展了。如此看来，加州正在承受德州的虹吸效应，被取代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不妨将问题倒回到经济的本源。
加州的“大政府、高税收、强财政”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整个经济和城市发展到相当高度后自然而然的选择。城市化程度越高，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标准只会越高，倒逼政府提高自身的治理目标，从而追求强大的财政，钱不够就只能加税。
譬如说，加州每年要对环保巨额投入，而德州没有这种紧迫感，反而能安享能源工业带来的低油价红利。目标设定不同，评价依据都不一，则比较无意义。
德州依靠的是政策，吸引的是外资；加州凭恃的是自由包容的都市风气和强大的内生创新土壤。诚然，人性本能是趋利避害，但同样有自我提升的欲望。
一方面是加州人被轻徭薄赋的政策优惠吸引而迁居德州，另一方面是德州人羡慕自由宽容的社会环境而迁居加州。孰优孰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