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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国大学的招生恐怖秀

3月31日藤校联袂发榜。哈佛2026届本科录取率跌至3.2%的新低。耶鲁(4.5%)和布朗(5%)同样宣布录取率创历史记录。与此同时,普林斯顿、宾大和康奈尔决定步斯坦福后尘不再发布最新招生数据,后者于2018年开始不予披露录取信息(这标志招生实践的一项重大改革:以往名校一直高调宣传其选拔率数据,这有助于改善排名和吸引捐赠)。近两年来,疫情迫使美国大学招生规则推陈出新、导致精英名校入学竞争日趋惨烈。美国上流社会家庭开始反思申请策略以迎合新一代录取体系。

今年二月,当问及今年大学录取状况时,一位住在洛杉矶的有钱白人家长发给我一条短信,其中有3个分别代表悲伤、灰心、和作呕的表情符。

后来在电话中,这位家长用“惨淡”一词描述孩子就读私立精英高中12月发榜的早申请结果。虽然他们的孩子成绩拔尖并参与众多课外活动,但申请的一所具有家庭传承关系的藤校仅将其列入延迟录取名单,但这个结果还不算最糟,另外几位申请同一所藤校的同学全部惨遭脆拒。

大学申请机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College Prep)创始人卡费希(Jen Kaifesh)表示今年EA/ED结果犹如灭顶之灾。卡费希的客户主要来自贝弗利山、贝莱尔和布伦特伍德等洛杉矶高档社区。卡费希说,“那些往年录取记录出色的私立学校几乎全军覆没。家长都非常抓狂。”卡费希对春季放榜的RD结果依然抱有希望,但表示“录取即承诺入学的提前决定(ED)一直是有钱家庭的入学捷径。你不必考虑助学金、你掏得起腰包访校确保这是自己的梦校。早申请一败涂地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尽管常规轮次的招生结果几周后(美国大学常规轮次发榜时间一般为三月中下旬或四月初)才见分晓,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本申请季令人心碎的ED/EA结果验证了大学招生现状令人异常焦虑,同时也成为常规轮次的不祥之兆。事实上,过去两年间大学招生体系经历了近年来最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受全球性新冠疫情影响,大学招生流程几乎在短短数月即遭彻底颠覆;由于标化可选政策成为标配,名校申请人数不断飙升;此外,“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主导的社会氛围使得大学竭尽全力招收非裔、西裔以及家族第一代大学生。疫情也导致新生名额收缩:由于不想付天价学费在家上网课,大批2020届新生要求延迟入学从而引发连锁反应。随着线下面试等完善申请材料的当面评估环节不再流行,孩子们向大学展示自己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记住SAT已经不是必备提交材料了),招生考察重点更多集中在GPA和高中课程。这一切引发普遍焦虑:9门AP够不够?

2022下半年或发生更多动荡,届时最高法院将受理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歧视亚裔/白人生源案引发的取缔平权行动申请。鉴于最高法院保守倾向,平权行动可能被推翻,这将有损高等院校为多样化招生付出的巨大努力。受聘哈佛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动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卡德(David Card)指出,如招生时不再考虑种族因素,哈佛非裔、西裔或其他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本科生可能减少近五成。这样一来,目前极为注重族裔认定的招生评估方将重起炉灶。

深化改革大学录取体系成为社会各界共识。所谓”择优录取“只是把机会留给有钱人的一个虚假幌子。每小时收费500刀的独立申请顾问为富家子弟出谋划策,告诉他们如何通过非营利组织来证明自己的特立独行和乐善好施。所有击剑和马术课程则成为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录取砝码。超低录取率彰显精英名校教育等同于稀缺奢侈品。正如斯坦福大学教育和社会学教授、畅销书《创造阶层:大学招生和精英教育》作者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所述,"你无法通过3.4%(哈佛大学2025届录取率)圆一个择优录取的故事,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表面上,所有人都赞同打造一个更为公平的招生体系,甚至那些既得利益家庭也不例外。当布朗大学表示最新ED录取学生的51%为有色人种群体,或加州大学宣布本申请季招收的非裔和西裔学生数量创出历史新高时,这些既得利益群体表示理解其社会和公民意义——事实上这对美国同样意义重大。

他们盛赞阿默斯特紧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脚步承诺取消传承录取(即优先录取校友子女)政策。但重塑录取体系也令人喜忧参半,尤其对于那些孩子正要申请大学、且没有足以扭转乾坤所需财力和影响力的家庭,举例而言,尽管有钱有势,但这些家长还没有手眼通天到捐出一座图书馆或直接致电校长安排个人面试。

他们突然感觉手足无措。正如那位洛杉矶白人家长所吐槽:校方称申请量之高史无前例。他们还撇清道,“顺便提一下,来自五湖四海的申请人,我们听到你们的呼声,我们非常努力地招收一个多元化的新生年级。”如果你是个旁观者,你肯定会说,“这很棒,真是太棒了!”但是,如果作为一个面临孩子升学的中上阶层白人家长,你的反应就变成了“唉,现在这样实在糟透了。”

为了快速迎合全新的招生体系,富裕家庭开始反思申请策略。那些来自家长的CEO或名流朋友推荐作用大不如前。正如另一位洛杉矶家长告诉我那样,“大人物的推荐信不管用了。”另一名家长称其孩子就读的私立学校升学指导建议学生“找份兼职工作”。这个工作或许是有助于了解低薪劳动价值的咖啡馆或餐厅服务生,也可能是需要付出巨大体能和情感的紧急救护志愿者。其内在含义:“不要再搞那些(诸如到秘鲁扶贫这类)有钱孩子的把戏了,去真正干点实事吧。”

卡费希表示,你的故事一定要关乎通过自己的特权让世界变得更公平和更美好。我有个希望攻读医学预科的学生,我给她的建议是,“去医院做志愿者固然很好,但只有这点还不够。如果做志愿者的同时,你还去危险的洛杉矶市中心练习西班牙语,或为弱势社区服务,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在曼哈顿和伦敦设有办事处的巴特勒申请顾问公司创始人兼CEO巴特勒(Matt Butler)认为调整课外活动是一种积极向好的转变,可以让孩子们成为更优秀和更具自我意识的公民。“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孩子们要积极投身其中。我有个学生的祖母感染新冠过世,于是他发动大家为养老院捐赠口罩。这是很好的文书素材,因为在很多学生无所适从之际,你看到一个孩子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为老人们筹措防护物资。这样的事迹可以视为孩子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表现。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改变世界的举措一开始都略显造作,特别是这一切出自收费顾问的策划。洛杉矶精英女校马尔堡学校校长桑兹(Priscilla Sands)表示该校鼓励学生在打造履历时应展现真诚的同情心。

桑兹表示,“你不必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对大学来说,这些课外活动必须非常真实生动。这关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成绩不错,如果你拥有一切,那么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自己的新社区带来价值吗?你是否出类拔萃?你是否关心他人?”

尽管未曾明示获得哪些录取,桑兹表示马尔堡学生早申请结果相当不错。她指出,“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找到一所适合自己、感觉良好并茁壮成长的大学,而不想通过藤校录取数量评判我们。”

桑兹表示普遍而言家长比孩子更关心录取结果。非裔作家西蒙(Christina Simon)对此颇有同感,她儿子在观点学校(Viewpoint School,一所位于洛杉矶北部的顶级私立学校)上12年级。这个孩子ACT考了35分(满分36分),课外活动包括篮球队副队长,全美数学荣誉学会成员,乐队小号手及其他很多荣誉,早申阶段获得宾大沃顿商学院ED录取。为此西蒙听到不少流言蜚语。她说,“有些家长暗示我儿子是因为有色人种才得到宾大录取。他们窃窃私语‘宾大招收大量少数族裔学生只不过为了学生群体多元化’。我的回应:‘那不录他,该录取谁呢?’” 

实际上,这些家长有多大程度是发自内心地感到委屈,还是只不过为孩子被拒找个替罪羊?大学招生真被颠覆到了把特权阶层拒之门外的程度吗?

运动员依然是香饽饽,早在10年级就有大学教练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没人相信顶级富豪(例如盖兹和贝佐斯)的孩子会到德鲁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一所鲜为人知的顶级院校)上学。

对于那些对顶层1%触手可及的家庭,斯坦福教授史蒂文斯指出,“那些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的孩子总会找到一席之地,或许不是第一或第二志愿院校。当然这会催生焦虑,因为家长自身地位与其孩子就读院校品牌密切相关。不过,这是美国阶层结构的一个内在问题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史蒂文斯的话凸显美国高等教育的经济模式,尽管得到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某些还坐拥巨额捐赠基金(哈佛530亿美元),但绝大多数高校还是重度依赖学费收入支付教员工资、助学金、以及设施先进的教学楼和运动场所。

卡费希表示,即便优待校友子女等传统录取政策受到威胁,但美国大学招生实践的根基并未动摇。换句话说,相比实力势均力敌的其他学生,校友子女肯定较实力势均力敌的其他学生更受另眼相看,在此情形下前者将领先一步。 

格林内尔学院负责校友关系的前任副校长芒利(Mickey Munley)认为,“相比校友关系,我认为招生办更看重‘大人物’举荐。如果校长的至交有小孩希望入学,他可能致电招生办或校董会成员。大人物及其捐赠与招生办的关系远远超过传承录取偏好。” 

斯蒂文斯表示阿默斯特这样的学校只有象征性的推动作用。“为了证明自己历史站位正确,终结传承录取是精英名校所能展现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姿态。”

让那些有钱高中生及其家庭最感颤栗的是录取率。一位父亲哀叹,“当哈佛录取率跌至3%,那就得算算账了。要是扣除家族第一代学生、特招运动员、校友子女名额后,那么3%还能剩多少?我们无法想象:孩子究竟要做些什么?他们怎样才能与众不同?”

这位父亲的孩子最后获得藤校录取,这个招生体系似乎没有被完全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