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去世，美国诠释学家艾瑞克·唐纳德·赫希（E. D. Hirsch）讲述了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耶鲁当英语副教授的故事。他们都住在离校园不远的地方，赫希常常看见布鲁姆在前往学校的路上走过他的家，两人常常一起步行前往办公室。除了英语系的事可以相互交流之外，两人都擅长浪漫时期的诗歌研究，所以总有很多话要说。布鲁姆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有关雪莱的，那是在《布莱克的启示：诗学论证研究》（1963）出版之前完成的。赫希的第一本书《华兹华斯和雪莱》（1960）之后，也完成了对布莱克的研究《天真与经验：布莱克入门》（1964）。问题就出在这里。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威严的对称：威廉·布莱克研究》(1947)中认为，对布莱克的阐释是真正的预测性愿景，这要求那些希望理解他的人进行基本的心理调整和适应。布鲁姆致力于弗莱对布莱克的这种阐述，他也喜欢弗莱在《批评的剖析》(1957)中笼统概括的文学模式，能够涵盖不同文化和阶段的叙述原型理论。不过，赫希并不喜欢那个途径，他在布莱克研究著作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弗莱是当时文学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人物，而赫希不过是刚刚研究生毕业几年的年轻副教授，但这并不重要，赫希相信阐释有对有错，如何阐释莱克真的存在一些真理，这些是能确定下来的，但弗莱并不这样认为。
布鲁姆不同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评的对与错持有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错误阐释布莱克是思想缺陷，或许还是道德缺陷。当赫希的书出版后，两人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改变。赫希说，从那以后，布鲁姆选取了另一条去学校的路，他不想再与赫希一起步行前往学校。
赫希向我谈到此事的时候还带着让人感觉温暖的笑容，布鲁姆的回避出并没有令他感到不快，他仍然像从前一样很欣赏布鲁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即对经典诗人的不同概念认识在朋友之间引起严肃的分歧。对文学的适当理解就这么重要，你的理解必须正确才行。
那是英语专业人生的重大时刻。这个学科陷入危机之中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人们很难想象1964年的教授们怎么对他们在做的事是这么样的信心满满。将当时与现在对比，就像将1927年和1931年并排放置一样觉得不可思议。
英语系当今的就业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令人沮丧的问题了。英语专业的岗位空缺从2007-08年到2017-18年下降了55%——从1826个岗位减少到828个岗位[1]，少数能够获得就业机会的幸运儿的本科生岗位需求持续在下降。从2011年到2017年，英语专业学士学位的数量下降了20%多。[2]
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相反的情况。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学生从1959年-60年的360万增加到1969-70年的8百万，迫使公立大学开办分校比如1965年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anta Cruz）。[3] 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在同期从2008所增加到2525所。由于大量聘用教授，教师数量从1959-60年的281,506人增加到1969-70年的551,000 人 。[4]
英语专业是这次增长的最大受益者。1959-60年，共有20,128毕业生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十年后，这个数字增加了将近三倍，达到56410人。[5]一年后，获得4年制学士学位的英语专业学生数量达到63914人，占学生总数的7.6%（每13个学生有一个英语专业学生。[6]）如果你将文学研究范畴扩到外语，这个比例增加到每十人中有一人（10.1%）。通识教育要求也通常包括几个学期的新生写作、外语、西方文明、单独的文学课，让文学研究成为每个人塑造过程的核心。
这些研究领域在全国的流行将赫希、布鲁姆等人推上学界阶梯的顶端。随着招生人数飙升，科研定位开始从耶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和其他几个蓬勃发展的文学批评重镇扩展到学界其他高校。新一代英语老师渐渐感觉到20世纪60年代太空竞赛中的工程师那样惬意。当布鲁姆和赫希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院教书时，英语系很少认为自己是科研中心，但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几乎每个名牌大学都渴望声称自己是科研中心。
科研资金也大量涌来了。1965年国会和约翰逊总统创立的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在第二年就开始资助大额小额的课题，如资助30万美元给现代语言学会去进行美国作家标准版本计划，给独立学者5000美元进行美国诗人和教育家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1908-1963年)的传记写作，给密歇根大学资助25000美元来举办第27届东方学家大会。[7] 十年后，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帮助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和哈泽德·亚当斯（Hazard Adams）开办批评与理论学院。支持创办了非常高深的期刊如《新文学史》1969年、《边界2》1970年、《辩证批评》1971年、《批评探索》1947年、《符号》1975年、《象形文字》1977年等等。
1960年，现代语言协会国际参考书目列举了12,927条学术条目。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41,859。新标准意味着，教授们如果想获得提升或者获得新的就职岗位，他们就必须生产原创性研究成果。在那种研究中，60年代出版了重要著作的人就成了查找资源的去处。如果你进行浪漫诗歌方面的研究论文，布鲁姆和赫希通常都是参考对象。随着成千上万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引用其著作，60年代的名家很容易相信"一位高贵的武士在平原上骑马慢行"[8]的确切含义就是更大读者群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他们相信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反对他人的错误，他们背后拥有数以千计的研究生和数以万计的本科生的支持来证明这个世界所关心的问题。批评是论证《失乐园》和其他经典著作真理的战场。年轻学者深刻感受到其中的利害关系：一定要判断准确，如果搞错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正是在这种物质生活丰裕的环境下出现了法国思想的入侵。1966年10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传奇性结构主义会议上，"批评的语言和人的科学"这样的主题只能出现在高度增长的研究领域。资金来自福特基金会，主办方是霍普金斯当年创立的人文学科中心。如果没有金钱来创办上文提到的理论刊物，后来的理论引进如解构主义、法国女性主义等将可能要缓慢得多。一个院系只有在本科生招生和研究生申请都健康的情况下，加上来自外部的慷慨资金支持，学校才可能负担得起邀请欧洲学界大咖前来助兴，如霍普金斯在会议召开几年后邀请德里达，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UNY-Buffalo）在1970-72年邀请福柯（Michel Foucault）那样。
法国理论的晦涩难懂话语就建立在民众对文学研究的广泛兴趣的牢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术语神秘莫测、词汇新颖，对本科生来说很少有吸引力，但是，只要英语系招生稳定，没有人需要担忧。英语专业受到广泛的欢迎是可验证的奢侈品，那些羡慕新理论家的美国弟子无所顾忌，恣意妄为，甚至对这些晦涩难懂的话语顶礼膜拜。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的严谨辩证阐述并不能让很多犹豫不决的大二学生决定选择英语或法语专业，福柯对折磨和监狱的处理也并不会鼓励学生家长或校友为大学捐款。新理论家写出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S/Z》[9]第一页的句子，罗兰巴特在纳闷如何开发出普遍性叙述模式：
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将所有文本放在展示性的摇摆中，将其等同于冷漠科学的严格审查，迫使它们诱导性地重新加入/反驳这个我们从中衍生的复制本；要么恢复每个文本，不是回到个别性而是恢复期功能，甚至在我们开始讨论它之前，依靠从一开始就受制于基本分类和评价的无限的差异范式使其连贯。（3）
这是彻底看不懂的其他语言，目标对象仅仅是专家。从前的批评家使用熟悉的分析术语——如反讽、结构、象征等，新理论家们使用的则是罗格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他者、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和差异的无限范式（infinite paradigm of difference）。他们的词汇减少了读者对学术批评的兴趣。不过，美国本科生不能理解，那又如何？如果资源和学生源源不断地涌进英语系的话，晦涩难解就不是问题。如果课堂满员，拥抱新理论家的美国学者可能欢迎深入讨论黑格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或者只有少数极其细微的亚科亚亚科专家才掌握的欧洲语言学家们的外国话。如果研究资金充裕、科研期刊众多，为什么还要不辞劳苦地撰写读者友好型文章呢？
思想界对法国理论的信任与大多数学生和老师的习性格格不入并不重要。它仍然在美国盛行。布鲁姆、赫希和1966年之前的文学研究界的几乎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地要发现伟大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真理。学生们之所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他们在大一时阅读莎士比亚或自己阅读海明威后，发现这些著作和其他著作满足了他们对自己和对人生的反思。他们认同奥德赛和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10]），他们渴望课堂够帮助他们改善其对文学作品的热情和欣赏水平。但是，新批评和其他种种变体可能有些苍白无情和冷冰冰的科学色彩，但还不足以吸走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和布莱克（Blake）中扫烟囱者的人性吸引力。吸引大部分学生进入文学课堂的盖茨比（Gatsby）的绿灯和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拐弯抹角的隐喻等戏剧性场面并不会因为美国新批评派学者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对诗歌语言悖论的分析就糟蹋殆尽了。
法国理论家认定这个途径过于幼稚。他们挑战文学对象中的稳定意义的任何现成假设。德里达推动了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目标针对核心意义、最初意图或者真理或者作品本身之前、之后、之下的概念本身。
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中论述去中心化的句子被第一代美国理论家们引用了百万次，他们认为这是对宣称阐释正确的任何解释的决定性颠覆。他说，真正阐释的主张建立在"中心"的基础上，那是解释其著作之外的东西——-作者的心理、宗教和阶级关系等。弗洛伊德通过求助于俄狄浦斯三角关系来解释哈姆莱特，马克思将罗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解读为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问题就在这里。这个中心被认为理所当然——它需要在位，因为它要决定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传统批评使用这个中心来解释作品，但它不能解释这个中心本身。上帝解释圣经——我们并不解释上帝。这个中心决定作品的意义，但并不被牵涉到作品中。这个中心在作品之中，同时又在作品之外。
德里达发现在这种内部/外部中心中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让批评走上不同的道路。他的追随者马上抓住了这个方向。新理论要求"中心"也必须得到解释，它也应该被理解为需要进行分析的文本，而不是文本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承认，人们必须预先假设某些东西，否则根本没有办法说任何东西。但是，这个僵局可以通过对它的超级自我意识而得到克服。因此，解构话语中出现了没完没了的修饰语、吓人的引用、括号内的话、向后盘旋。在这种解读理论中，自我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解释必须一直进行。这种拥抱没完没了的阐释者的英雄角色冲击到了每个人。寻找文学作品中核心真理的探索过程结束了，发生的情况是作品的永远往后推迟的和"问题化"的真理彩排。不再有真理，只有解读。
该模式从来没有能吸引很多美国大二学生，他们喜爱文学是因为其中的爱与恨，阴谋和行动，冲突和抒情。该模式也没有给喜爱文学的读者大众留下深刻印象，就是拥有本地剧场季票，订阅每月新书俱乐部月票的那些人。那些年，我也受到理论的吸引，但我们不关心这些。我们认为那些人的心态是错的，那种"自然态度"是错的，他们没有实现解构主义的转向，他们仍然确认文学的确有自己的真理。说到经典，他们依然采取欣赏的立场而不是阐释学的怀疑——这是大错特错，我们才了解更多。我们那没完没了的阐释游戏旨在将沉浸在文学作品中并认可其中人物的乐趣统统赶尽杀绝。
但是，在理论入侵的初期，情况还算不错。文学教授并不用担心自己的名望和受欢迎程度会遭遇威胁。喜爱布鲁姆的人仍然大量涌入大学中，理论家们无需考虑普通本科生会怎么看待他们的理论。还有其他东西啊：虽然受到怀疑，法国理论家及其追随者维持了一种吸引每个人的美德，即他们不仅仅是拥有深刻见解的专家。虽然他们分析严谨，对解构主义充满热情，但他们仍然认可文学阅读带来的兴奋和激动，没有令人厌烦的讽刺家的各种毛病，比如世俗的、早就见识过这些的态度。就算撰文称颂"心理分析"，他们的文笔也没有冷漠或倦怠的痕迹。真理或许被无限推迟了，但阅读仍然维持了一定的严谨性。虽然将真理往后推迟，理论家们深入沉浸在文学作品的运行中。前提改变了，能量还在，解释的戏剧仍在上演。
德里达走近卢梭和尼采，看是否能从中获得某些了不起的教训。你能感受到他的句子中那些大事的权重。在"延异"（Diffèrance）中，他如此明确无误地说"在对'延异'的轮廓描述中，一切都是战略性的，也是有风险的。"也就是说，解读真的很重要。解构并不是让文学阐释丧失能力，也不是要打击阐释的积极性，它不过是指责读者提出的真理命题。理论坚持认为，有意义性总是临时性的，真理是不断变化的词汇和人为制造出来的上下文的虚假稳定性，但戏剧仍然存在，并采取了新形式。我们陷入"语言的监狱"，陷入没完没了的符号游戏中不能自拔，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乌托邦主义。摆脱真理的束缚，阐释将永远继续下去。
我记得那些年的心态。我们觉得，欣赏莎士比亚的才华没问题啊，但是，若相信他说出了有关人性的发人深省的高深见解未免有些过于幼稚。很多成年人都知道，在莎士比亚时刻中发现迷人的真理和标准的解读往往是"有问题的"。
新一代学者发现它令人着迷。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曾经告诉我，在那激情澎湃、热情似火的年代，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感受到院系里观点激烈交锋啪啪作响的氛围。理论可能是美学的、自我消费的、高手过招的、偶像式的、对初学者有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但也充满冒险的刺激。保罗·德曼的文集《盲目与洞见》(1983出版）的第二版有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文学院院长的乌拉德·高吉克教授（Wlad Godzich）所做的序言，其标题就抓住了这种激动的情绪"小心：读者在工作"。
那种冒险精神早就消失了，虽然这里或那里可能仍然残存某些热情的聚集地。崇拜酷异性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当然赢得拥护者，但其吸引力毕竟有些狭窄。那些主题从来不可能吸引少数学生之外的人。
不过，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当今的大二学生期待那些讲授福克纳的老师对人类心理也提出某些特殊的见解，或者说诗人蒲伯（Pope）的两行诗对句是他们难以明白的文字优雅的高峰。当我在1988年读完研究生时，那些种类的评价已经不流行了。理论让人人都变得更加谨慎，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你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将文学置于特权的地位。人们不允许你对伟大小说和诗歌表现出明显的热情。相反，你要呈现给读者对文本进行的分析，你要"表现出"你是如何解读文本的。
这是文学实践的另一大步。"表演性"成为受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崭露头角的第二代美国理论家欢迎的概念。它展示出方法轮上的转变，从文本的意义转向批评家的专业知识，野心勃勃的年轻教授急不可耐地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性别和种族理论家们在谈起他们的身份就像时装模特表演一样津津乐道。搞语用研究的批评家将文字看作以言行事而不是对现成现实的描述。文化研究者依靠它们表现的"文化意义"来解读文本。所有人都在宣称，批评行为本身就是独特重要性的表演，无论特定的文化对象可能是什么。
课程大纲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不是谈论弥尔顿或康拉德，课程指代自身："阅读现代"或这些不怎么准确，但是，这里的细节很重要——要展现出来，不要说出来。
这个转向实际上是解构主义去中心化冲动的逻辑后果。在理论将文本的真理赶走之后，除了批评家的灵巧敏捷之外还剩下什么呢？如果没有等待敏锐的读者去挖掘的了不得的意义，剩下的唯一玩家就只有阐释者的技能了。理论家们宣称"你不能停止阐释的游戏——你必须学会在生活中忍受不确定性。"从知识到技能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研究小说《白鲸》因此就被判定为不是挖掘真理。其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批评家如何选择关键词，如何巧妙地应用这个或那个理论，动用上下文语境的高超手腕，以及如何回避没有在理论上充分展开的前提等。他的解构是否展现出对德里达思想的某个深刻理解？他是否巧妙地破除了二元对立？仅仅显示巧妙地使用理论——这成为新的评价标准。在这个游戏中也有竞争，但它不那么紧迫了，少了那种要么全赢，统统拿走，要么全输，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残酷。批评家不再对另外一个同行像布鲁姆或者赫希在1965年说的那样，"伙计，你对这首诗的解读完全错了。"谁也不会那么不顾忌情面，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解读。
鉴于面向身份认同的批评家对社会事务的苛刻评估，人们可能认为他们是这种逃避真理的例外，但是，他们在种族主义、家长制、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和殖民主义方面对真理的坚持与老派批评家旨在辨认出某个特定小说中真正和显著意义的观点大相径庭。在身份认同批评家看来，文学不过是获得某个文学之外的真理和有关种族、性别和其他现实的借口罢了。即使在此，在不公不义猖獗的严峻背景下，教授们通过其批评技能和专业化词汇通过向人们显示其天资和才能来证明其奋斗精神。因此，就算正义和平等挤进文学辩论，真正重要的也并非文学真理。重要的是文学展示性别、流动性、和异性恋正统主义真理的方式。性别研究教授因为谈及性别歧视而遭到解聘，但是他们对文学的处理方式就像其他理论家们一样仍然是工具性的。
这提出了英语专业的另一个问题。那些关心社会正义和在文学课上被告知"请给我从女权主义视角详细解读《爱玛》"的人逐渐认识到他们能够摆脱这个中间人直接阅读文学作品了。这个教授或许将这种解读与真实世界中反对家长制的运动结合起来，但听起来学术性仍然不够充分，过多集中在从前的文学著作上。要与性别歧视做斗争，去看一场最近的电影，了解相关的历史剧情或文本的政治处境或许更容易些，这似乎比有关特权贵族的19世纪小说更有相关性。如果对文学的政治性解读只是这样的，这种不耐烦可能变得更强烈，文学的解读还有更多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70年代理论积极推动的对文学的政治解读挫败了身份认同批评家追求的迫切目标。德里达式解释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变革。在早期政治批评家看来，解构似乎是一种官僚式做法（体现在它死守古老的哲学经典，更不要提它的源头来自纳粹党徒海德格尔了。）
渴望社会变革的教授与陷入无休止的阐释问题的教授之间的斗争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都在进行中，但这是片面的事件，所有能量都集中在前者身上。热衷政治和身份认同的教授掌握着有关白人特征、家长制和异性恋正统主义的真理和更多需要传播的东西，而理论家们只有反真理（根本不存在意义明确的文本）。新的卫士拥有需要传播给学生的信念，这些信念转变成为我们所说的政治正确；后者则提供手法。一个负责革命，另一个负责提供官僚式阐释。理论家们并没有赢的机会。一段时间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新历史主义）看起来繁荣昌盛，充满了多样性。理论家们已经将英语系的主要目的转变成掌握艰涩的理论和方法。他用适当的批判技能对作品进行了解读吗？他显示出对理论的可靠认识吗？文学对象最终说了什么？"希腊古瓮"[11]（Grecian Urn）的末尾令人好奇的话语到底什么意思，哈姆莱特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等等，理论的鼓吹者们说，这些都是阐释问题。有人这样解释，也有人那样解释，阐释过程一直持续下去，没完没了。换句话说，颓废堕落就进来了。
学界背景下的多元主义很少能持续很长时间。最终来说，仍然需要一种真理，哪怕它是个虚假学界共识的真理。当理论杀死文学真理之后，英语学科就注定陷入衰落之中。英语系那帮热衷身份认同的教授们往这个真空中倾泻了种族和性别的替代性真理，但这不管用。在我对这种自杀倾向感到困惑的时刻，回过头来我能看到身份认同政治在90年代迅速崛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政治含义迫切的主张赋予被理论玩坏了的英语专业一种道德含义。当文学本身不再激发起60年代初期让布鲁姆和赫希争吵不休的热度之后，英语学科需要发现另一种能量来源，身份认同批评家找到了答案。他们没有颓废，他们充满激情。到了1992年，"后结构主义"有强烈的陈腐刺鼻味道，但性别和酷异性听起来却很新颖和充满活力。现代语言学会年度会议有关"雪莱和符号"的理论研讨会沉闷得令人厌倦，大厅那边的"酷儿莎士比亚"研讨会则座无虚席。
高度的严肃性得以恢复，但文学却成了受害者。吸引众多人士参与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酷儿。《李尔王》不过是个借口，这意味着文学最多不过是火箭助推器，当你到达政治相关性轨道后，它就可以被处理掉了。在这个后期阶段，机构性的影响清晰可见。50年前，一所大学除非拥有名牌英语系，否则根本不敢自称一流，但现在不一样了。糟透了的招生人数证明文学研究是多么多余。美国各地的英语专业老师在哀叹英语系的衰落，但他们的指责选错了对象。英语专业的衰落不是因为一帮保守派将人文学科当作政治正确的堡垒而穷追猛打，其衰落不是因为丧失了资金资助或企业领袖大力推崇STEM领域[12]。
其衰落是因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学派不再谈论文学真理。一旦教授们不再能够坚持认为"你绝对必须阅读作为智慧和辨别力化身的德莱顿、蒲伯、斯威夫特时"；当他们丧失信心，不敢说没有什么比约瑟夫·康拉德所著的小说《诺斯特罗莫》（Nostromo）更清晰地揭露殖民主义处境的社会复杂性时，当他们不能向任何人保证霍桑（Hawthorne）的句子显示出美国英语的最精致形式时，他们就丧失了吸引了吸引学生进入英语专业的竞争力。学生们不再关心文学是因为教授们不再相信文学带来启发和快乐的前景了。
文学研究需要研究文学，需要把文学当作文学来对待，文学有其自身的真理属性。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多余或者愚蠢透顶，但我们还是必须大声说出来。当教授们将《草叶集》从诗人惠特曼穿透美国民主心灵深处的充满意义的独立思考转变成为面向无休止阐释的文本对象，接着再转变成反对异性恋正统主义的教义时，它的读者就已经跑光了。
他们拒绝代表作、天才、伟大著作等老派词汇，没有意识到那些刚刚上大学的18岁青年正是充满困惑和不知所措的时刻，他们渴望寻找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在思考自己是谁，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恰恰对这些东西感到痴迷。
英语系本来能成为他们的家，如果教授们能告诉他"这里有改变你的人生奇迹，我们有撒旦、格列夫和《廷腾寺》（Tintern Abbey[13]，因为"我不能停下脚步等候死亡"[14]和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15]和《隐身人》[16]——他们会永远陪着你"。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从思想上说无比悲催的当今世纪，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